陌上桑

作者:网站采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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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周书浩，1970年出生，四川省通江县人。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小说散见于《天涯》《当代小说》《短篇小说》《百花园》《青春》《雨花》《广西文学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

周书浩，1970年出生，四川省通江县人。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小说散见于《天涯》《当代小说》《短篇小说》《百花园》《青春》《雨花》《广西文学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青年作家》等文学期刊。巴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供职于巴中日报社，系文艺副刊部主任。 秋季开学不几天，白玉中学语文教员黄月生就遇到了一件尴尬事：初二·一班女生唐梅花的父亲找到学校，确切地说找到黄月生，问黄月生为啥给唐梅花取诨名？班上那么多学生，黄月生为啥只给唐梅花取诨名？有了诨名，唐梅花以后咋块往人面上走？要是黄月生说不出原因，唐梅花的父亲当着黄月生的面黑着脸说就要把事情捅到校长那儿去。唐梅花的父亲把退路都留好了—要是校长给不出满意的答复并且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，他就要到镇上的法庭状告黄月生和白玉中学，说他们侮辱诽谤人格。 新学年开学，班上来了不少新生。面对这些陌生面孔，黄月生老师便叫新来的学生作简单地自我介绍。唐梅花也是新来的，在初二·一班就读。她皮肤白皙，身材娇小，清澈的眸子亮汪汪的，水晶般透明，脸颊上两个浅浅的酒窝盛满少女羞赧而健康的红晕，文静清秀，过目难忘。唐梅花自我介绍时，黄月生看着她，怦然心动：多么美丽纯朴的少女！唐梅花给黄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唐梅花自我介绍完，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，是唐月生带头鼓掌的。这掌声一是表示欢迎新同学，二是表示对唐梅花自我介绍的认可。掌声结束后，黄月生口里喃喃地念道：“唐梅花！唐梅花！这名字太俗气，我给你取个新名吧。”说完，转身在黑板上用粉笔龙飞凤舞地写下“罗敷”两个大字。教室里一派哗然，学生们小声地念“罗—”，无人认得“敷”字，都议论纷纷。黄月生指着“敷”字对同学们大声说：“不认识这个字吧，不认识就查字典。”一些同学便埋头在书柜里找字典，一时，教室里便出现了翻字典的‘沙沙’声。有翻《新华字典》的，有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。一个手快的学生大声说：“找到了，念‘fū’。”黄月生高兴地说：“对，念‘fū’。”一个学生问：“黄老师，‘罗敷’是啥意思？”黄月生得意地说：“是人名。” 下了课，一些男生便把唐梅花同学叫“罗敷”。唐梅花听同学们叫她“罗敷”，有些莫名其妙，但又众口难辩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姓唐，我叫唐梅花。我不姓罗，我不是‘罗敷’。”一个调皮的男生说：“老师都叫你‘罗敷’呢！这是老师给你取的名儿。”唐梅花又气又恼又羞愧，脸上的红晕更深透了，眼角泛出泪花，委屈得差点哭了。 “罗敷、罗敷”的叫唤声在唐梅花耳边挥之不去，连晚上做梦，她都听见有同学叫“罗敷”。这可恶的“罗敷”、讨厌的“罗敷”，这幽魂不散、死皮赖脸的“罗敷”令唐梅花苦恼不堪，也不明就里。“我姓唐，老师咋改姓让我姓‘罗’呢？”唐梅花百思不得其解。 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，唐梅花把这事给父亲说了。唐梅花的父亲—一个目不识丁、不交提留不交农业税人称“滚刀皮”的农民，听后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他想了一会儿对唐梅花说：“梅女子，就让他们叫吧！反正名字也叫不折。”话一出口，又觉得没那个道理，我明明姓唐，凭啥子当个教书匠就可以乱改我亲生女子的姓名？就是改姓名也得问问我、征求征求我的意见呀。唐梅花的父亲这么一想，头脑里豁然亮开了：老师给学娃儿取诨名，这要不得。哪有老师给学生取诨名的事？这是不是违法呢？唐梅花的父亲凡事都喜欢往“违不违法”上靠。前些年，他耍赖抗交提留、农业税，镇上的干部就说拒交皇粮皇款是违法的，尽管他在“违法”，但因为他是村里著名的“滚刀皮”，最终“法”没把他咋样。他到在镇上的法庭去咨询，问老师给学生取诨名、乱改学生姓名违不违法。镇法庭他有个亲戚，法庭里的人都认得他。法庭里的人说，取名若带有侮辱性的字眼，那就是不尊重人，就是侮辱人格，还说老师与学生人格是平等的。唐梅花的父亲没听完，拔腿就走，到了家，对唐梅花说：“明天到学校找你老师去！” 黄月生做梦都没料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事。 他正给初二·一班学生上课时，唐梅花的父亲来了。唐梅花的父亲披着衣服，靸着鞋，嘴里叼着一锅叶子烟站在教室门口，他一边吐烟圈一边对教室里的学生问：“哪个是黄月生？”口气大得很。黄月生一看唐梅花的父亲站在教室门口东张西望，就心生反感，觉得这个农民太没礼貌、太缺乏常识了—找人嘛下课再说嘛，现在是上课时间啊，便前去关门。不等自己动手，那个农民却先声夺人了，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。“我就是。”黄月生停了课，来到门边，两人一问一答，于是出现了小说开头的场景。教室里很快就闹腾起来，学生们无知，幸灾乐祸，跟着瞎起哄。黄月生疾步走上讲台，大声嚷道：“闹啥子？闹啥子？”教室里一下又安静了。黄月生走到门边对唐梅花的父亲解释，他有些哭笑不得，想说又不知如何说，他搓着手，手上的粉笔灰便往下掉，腾起一股小小的粉尘，在空气中扑腾。“哦，老乡。”黄月生笑容可掬，觉得这么称呼眼前这个不善的农民不妥，立刻又改口道，“唐梅花同学的家长，是这么一回事。”“我与你无冤无仇，咋把姓都给我女子改了？你说说是啥意思？”唐梅花的父亲固执而倔强。“不是改姓。这个你不懂。”黄月生说。“你们这些教书的，自认为喝了点墨水水，就欺负我们这些农民。我是不懂，所以才来问个究竟。”唐梅花的父亲咄咄逼人，句句话都带刺。“‘罗敷’是个人名，汉朝的。”黄月生进一步解释。“‘汉朝’是啥子？”唐梅花的父亲不解。“‘汉朝’是我国的一个朝代。”黄月生说。“这跟我女子有啥关系？”唐梅花的父亲有些不耐烦了。“这么说吧！”黄月生想把这个变得有些复杂起来的事情说清楚一点，好让眼前这个农民一下就听明白，“‘罗敷’是汉朝的一个美女，是汉朝诗文中美女的代称。你女儿长得漂亮、体面，她的名字又太俗气，我就想到‘罗敷’这个名字，叫她‘罗敷’。”黄月生想把这件事尽量说透彻些，但觉得面对的是一个农民又没必要。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眼下，他正遇到了“兵”。唐梅花的父亲听到这里， 有几分明白了。就在这几分明白中，他总觉得有些邪乎、有些“那个”，他恼怒地说：“你教个球书，去当流氓吧！你个大流氓老师！”黄月生一听骂他“流氓”，急了，问：“我咋个流氓了？”“你整天想女人体面、漂亮，整脑壳装的尽是见不得天的东西，你不流氓哪个流氓？”唐梅花的父亲怒气冲冲地说。教室里又哄闹起来。黄月生知道遇到对手了，麻烦事也来了。他赔着笑脸说：“唐梅花同学的家长，有事好说，下了课，到我寝室里，我们慢慢谈，好不好？”“好个球！老子要告你！老子要找你们校长，说白玉中学有流氓老师。”唐梅花的父亲出言不逊，大声武气地说完便离开教室，说要去找校长评理。 唐梅花的父亲还真去找了校长。校长是如何给唐梅花的父亲解释这件事的，黄月生一点不知晓。因为在处理这件事时，校长并没有找黄月生交换什么意见。教职工会上，也没说起这件事，唐梅花的父亲也未到镇法庭状告学校、状告黄月生，事情不了了之。看来，这顶多就是一场闹剧。 说出去了的话被风吹走后就收不回来了。唐梅花的诨名“罗敷”继续在学校局部范围内流传，既然在流传，就只能由它不胫而走，班上的同学私下里依然叫唐梅花“罗敷”就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唐梅花摆脱不了这样的烦恼，她无可奈何，听之任之。这样的烦恼随着时间的延续，像一条无形的尾巴拖在她身后，陪她进入了不安、多愁善感的青春期。 到了初三，唐梅花及全班同学正面认识了“罗敷”—语文课本中收录了《乐府诗集》中的《陌上桑》，《陌上桑》的主人公就是美女罗敷。按教学计划，《陌上桑》两堂课便可讲完，黄月生却用一周时间讲《陌上桑》。他先是用普通话声情并茂地朗诵《陌上桑》，然后才逐字逐句讲；每堂课只讲几句，余下的留给下一堂课讲。他要求同学们背诵《陌上桑》，个个过关，他亲自抽查，严格把关。他第一个抽查的就是唐梅花。好在唐梅花一字不漏、完完整整地背出了《陌上桑》。他要求同学们集体朗读《陌上桑》，一遍、二遍、三遍……教室里便传出朗朗的读书声— 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。 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 罗敷喜蚕桑，采桑城南隅。 青丝为笼系，桂枝为笼钩。 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 缃绮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。 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 少年见罗敷，脱帽著帩头。 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 来归相怒怨，但坐观罗敷…… 学了《陌上桑》，没人把唐梅花叫“罗敷”了。 黄月生戴副眼镜，为人谦和，气质斯文，是白玉中学青年骨干教师、初中语文教研组组长。读大学时，他就是学校的名人：在学校的支持下，他创办文学社，任校报《映山红》主编，课余写了一部长篇小说，手稿装了一木箱；他利用校报主编的职权，向各班女生约稿，先是约稿，后来谈恋爱；他爱抽烟，口头禅是“要得文才深，只有烟烟熏”。一次在寝室里抽“倒床烟”，烟蒂没灭净，火星落到下铺，烧了别人的被子，差点引起火灾。事情被学校通报，罚款100元，责令其赔偿别人的被子。他喜欢音乐，私下里学着谱曲、作词，写了十多首流行歌曲，有几首还在班上流传。大学毕业，他被分配到白玉中学教书。白玉中学在他的老家。几乎就在同一时候，他也结了婚，妻子是大学的同班同学。与那些毕业数年才结婚的同学相比，他俩结婚是早了一点，同学们见到他俩免不了就要骂他两口子是“早苞谷”，说他俩懂事懂得早。 我认识黄月生是教育局办公室孟主任牵的线搭的桥。黄月生与孟主任是读大学时的同班同学。当时，孟主任是班长，拿官场的话说，孟是黄的领导。孟主任在教育局工作后，黄月生想改变一下生活环境，说白了，就是想调进城里工作，往老同学孟主任那儿腿脚自然就跑得勤快一些，两人的关系也就更亲密了。 一次黄月生进城，孟主任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有个朋友想认识我，晚上吃顿便饭，我欣然应允。晚上吃火锅。孟主任、孟主任的同学黄月生、我，三个人。孟主任在吃菜喝酒的间隙，向黄月生隆重介绍，说我是个作家，并吹嘘我写了好多好多文章。黄月生一听，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，说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，并提起读大学时写长篇小说的事情，说他的长篇小说手稿被一个同学借去看，丢失了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他说认识我相见恨晚，要拜我为师。几杯液体下肚，我酒酣耳热，沾沾自喜，不知姓什名谁，就好为人师了。吃饱喝醉，黄月生到收银台结了账，给我和孟主任买了香烟，我们出了火锅城，黄月生轻车熟路把我们带到一家歌厅K歌，继续喝酒；唱累了，又到一家洗脚城泡足……闹腾到凌晨二点多才散。 和黄月生认识后，隔一段时间他就要进城来拜访我。有时他一人，有时与他夫人，有时和他们学校的校长或副校长。来了，我们总要聚会，每次聚会，我都没走过“干路”，每一次我都喝得酩酊大醉。有一次，黄月生喝多了，他对我说：“周大哥，喝了酒酒我就想别人的婆娘。”他失态，乱说话了，我心里一惊。 孟主任在一旁说：“黄月生是个性情中人。” 黄月生在学校里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，说球事没个问候一下，我十分感动。偶尔，我也打电话问候他。他在电话里朗声大笑，看来他在学校里还混得不错，日子过得滋滋润润。我的判断没错，没过多久，传来佳音，他当上了白玉中学的教导主任。 自从认识我以后，黄月生进城偶尔也带着他的诗稿让我提点意见。有时，也通过电子邮件，把诗稿发在我的邮箱里，说是要我指点指点。老实说，黄月生的诗写得不错。我说的不错是说他的功底好、语言好、对生活很敏感，这一切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把他的诗筛选了一下，建议他投寄给一些诗歌杂志。他照着办了，北京的《诗刊》先后就给他发了两次作品，第一次发了组诗，配发了照片，在一个栏目里隆重推出；第二次发了一首。诗歌发表了，因为是我给他筛选的，黄月生对我更加佩服、信任，啥事都喜欢对我说，我也觉得他热情开朗，年轻有为，是个有出息的人，内心也欣赏他。 当了教导主任后，有时我打电话，问他最近又写些啥？他在电话里大声说：“周大哥，忙得很哟，没时间写啰！”我明白他的苦衷，公务忙，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，开导他说工作要紧，写诗只是个人爱好，有时间有雅兴就写，不能勉强，更不能走火入魔，荒废了事业。 汶川地震后，黄月生在城里买了房，星期五就从白玉中学回到城里的家中度周末，这样，几乎每周我们都要聚一次了。后来，几经周折，他终于调进了城，改了行，在一个部门工作，具体是从事信息汇总。因为他刚去，还没有一官半职，场面上，我和孟主任叫他“黄主任”，私下里叫他“黄信息”。 有事无事，我们三人都喜欢到茶楼里喝茶聊天。茶喝了，该聊的聊完了，有时免不了枯坐，黄月生便建议“斗地主”。我玩不来这种赌博游戏，黄月生和孟主任都说教我，玩几盘就会了。无聊加好奇，我便跟他俩学习“斗地主”。玩第一盘我就输了，他俩落井下石，不怀好意地窃笑，我总觉得其中有诈，但又找不出破绽。拿牌时，我暗中细细观察，终于看出了问题：我拿牌时，他俩偷偷在一边换牌、偷牌。我发现后，便不与他俩“斗地主”，换成玩“K十五”。玩这种扑克游戏我还在行，这下，他俩就钻不成空子了。但三个人玩这种游戏智力成分比较低，玩起来终是不过瘾，我建议“打甩二”。“打甩二”就是“打对家”，四个人配合。差一个人，我便给报社的程记者打电话，让他来参与。以后，我们在一起，喝茶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目的就是“打甩二”。我与程记者，黄月生和孟主任联手结成对家，约定俗成。“打甩二”也玩输赢，输赢多少，看玩的人如何立规矩。“光头”或“敬供”也可以往钱上靠。我和程记者建议，我们是玩耍，不搞赌博，重在形式与参与，不用钱作赌注。玩扑克，若不拿钱作赌注，某种意义上也就失去了游戏的意义，也就没有吸引力，不刺激人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用传统的办法来增加大家的凝聚力和游戏的信心，即打了“光头”就钻桌子或烧胡子，以示惩罚。“光头”就是没捡一分。玩“打甩二”这种扑克游戏，扑克中的5、10、K都是分，没捡到分要么是“光头”，要么分捡多了就是“倒光”。这既碰运气，看牌好不好，也考验人的智力，看你出牌恰不恰当。所谓“该出手时便出手”、“过了这一村就没那个店”是也。“钻桌子”就是被“对家”打了“光头”，当着“对家”的面，有时旁边还有看热闹“抱膀子”的闲人，伏在地上，手脚并用，从牌桌下钻过，别人一看你在钻桌子，心知肚明，就知道你打“光头”了，除了笑声，还是笑声。“烧胡子”这种惩罚要苛刻一些，类似受刑，即事先准备些纸条，“对家”打了“光头”，便用茶水把纸条粘在打了“光头”的人的嘴唇与下巴上，稳妥后，用打火机点烧纸条，纸条便燃烧起来，直到自行熄灭。看官，这种玩法纯属是恶作剧，纯粹是在模仿行刑，一般人承受不了。试想，纸条燃烧起来，脸上是啥感觉？脸上的胡须不是烧得一干二净吗？脸被火苗舔着，不是钻心地疼吗？所以一般都不这么玩。但也有寻求刺激的，要求这么玩。为了避免火烧火燎，所以牌就玩得分外小心、认真、逗硬，为的就是不“烧胡子”。 黄月生、孟主任、程记者、我，一般情况下“打甩二”，四人事先约定，谁“光头”谁就钻桌子，一般不做“烧胡子”那种惨无人道的事。 凡游戏都能让人上瘾，带有赌博色彩的游戏就更令人上瘾。想来众所周知。隔几天不“打甩二”，我们心里便痒痒的，于是四人互相一邀约，又凑到一块儿。为了玩过瘾，有一次，我们在一家茶楼开了一个雅间，从早上玩到晚上，午饭与晚饭就叫茶楼服务员到快餐店给我们买来盒饭吃。十几个小时坐在那儿没有走动，腰酸背痛，头晕脑胀，如大病一般。我说：“今天我们把一个月的牌都打完了。要玩就玩够。今天玩够了，这个月就不玩了。”我们之所以选择在茶楼的雅间“打甩二”，目的是打了“光头”钻桌子时，别人看不见。还有就是自卑。如今哪个玩扑克还在“清玩”？哪个没有赌钱？夸张一点说，恐怕天下也就只有我们四人这么“清玩”。既然“清玩”，被人嘲笑是免不了的。再不我们四人还要被人误解成是四个神仙。所以为了面子，我们在雅间玩，或者说悄悄玩，自得其乐。 四人玩了一段时间的“打甩二”，孟主任不来了。孟主任发生婚变，把闲暇时光用在耍女朋友上去了。孟主任不来，就拆了我们的台。实话说，我掂量来掂量去，在这个城里所认识的人中，如今是无人陪你“清玩”的，最后，我们把开影楼的母经理找来，要求他加入我们“清玩”的行列。母经理奉行独身主义，四十多岁了，还孤身一人。他每天生活在花丛中，是不是处男，全城人民都怀疑；他失没失身，就只有良心知道。母经理高兴地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表扬我们说：“这种玩法就是高雅。在物欲横流的年代，你们这么玩，难得难得！” 母经理加入后，我们“打甩二”又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后来，每当通知他“打甩二”时，母经理便借故称忙，说在陪客户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他不来，少一个人就凑不起场合，“打甩二”的事便逐渐少起来。为了持续下去，程记者把他的朋友苏三哥又介绍过来，我们四人又重振旗鼓坚持玩了一段时间。这时，我发现黄月生明显地开始对“打甩二”厌烦起来，之所以还来玩，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。我也明白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长期玩这种游戏，单调、枯燥、乏味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黄月生调进城工作后，他老婆暂时还在白玉中学教书。为了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，黄月生的老婆让黄月生把儿子也带到城里念书，并由他照料。有时“打甩二”，通知黄月生时，他便扯故说没空，要照顾儿子，不是辅导作业就是给儿子煮晚饭再者就是去学校接儿子回家。他如此伟大的理由使我们十分惭愧的同时也漏洞百出：他儿子住校，用得着他煮晚饭吗？学校与他家一街之隔，用得着天天接儿子回家吗？偶尔，他又主动与我们联系“打甩二”，我们心里很是不安，觉得他既要承担当父亲的责任又要尽到母亲的义务， 还要对得起朋友，简直是几难。“打甩二”只要他能来，我们就感激不尽。 黄月生一上牌桌，开头几盘还玩得十分认真，玩几盘后，我发现他就不在状态了。这种不在状态的起因时常与他的手机有关。“打甩二”的时间我们一般都选在晚上，白天各自都要上班，没人有闲心玩这种游戏，也只有晚上玩几盘，驱逐驱逐白天繁重的工作给身心带来的疲惫。黄月生上桌子，半个小时后，手机就要响。因为离得近，我们大致还听得清楚手机里说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一接女人的电话，黄月生打牌就心不在焉了，简直可以说是乱了方寸。我们责怪他重色轻友，他说是他老婆在“查岗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手机又响起，仍是女人的声音。他在手机里连连讨好：“快了快了，马上完。”这一干扰，谁也没雅兴玩了，只好散伙。 以后只要“打甩二”，只要黄月生在场，我们都要对他说：“你最好把手机关了，你的电话最多。”“你晚上都要‘上班’，不愧是‘黄信息’。”面对我们的冷嘲热讽，黄月生有苦难诉、有苦难言似的，但又并不觉得委屈，一任我们奚落。这时，他的手机又响了，里面还是女人的声音。他小心甚至有点讨好地接着电话，唯唯诺诺，如同在听领导安排工作。他接听手机时，便起身离开桌子，企图避开我们。我们对他说：“少打色情电话。” 黄月生对“打甩二”的热情骤减及其态度一并影响了我们的情绪。何况再好玩的游戏时间一长，玩久了，都令人产生乏味甚至没多少意思的感觉。到了后来，大家似乎都是勉强凑场合，玩得无精打采，纯属应付。牌桌上，黄月生人在曹营心在汉、心猿意马的状态，常常迫使我们早早地鸣金收兵，迫使我们说“算球了，不打了”，不欢而散。 我们“打甩二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不“打甩二”，不写诗了，黄月生与我接触的时间也越来越少，十天半月打一次电话成了常事。就是打电话，也是我主动打。我打电话问他一天忙啥，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忙信息收集，要把各县区下属部门的信息汇总办成简报，还要忙办公室的事，写经验交流材料，写总结，忙得饭都顾不上吃、胯裆都跑破……他虽在诉苦，但语气中不乏乐观，看来他不是在真正埋怨工作。末了，他说，哪天我们在一起耍。耍什么他没说明。这“哪一天”是个模糊说法，也成了他说话结尾的格式，“哪一天”鬼晓得是哪一天？ 黄月生也学会了玩虚的。 一天夜里，我正要睡觉，黄月生突然打来电话。 “这么晚了，有啥紧要事？”我问。 “周大哥，遭了，我遇到大麻烦了。”黄月生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。 “莫急，慢慢说。”我安慰他。 “有人捉奸把我逮住了，要杀我。”黄月生恐慌而沮丧地说。 “……”惊愕中，我说不出话来。 周书浩，1970年出生，四川省通江县人。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小说散见于《天涯》《当代小说》《短篇小说》《百花园》《青春》《雨花》《广西文学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青年作家》等文学期刊。巴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供职于巴中日报社，系文艺副刊部主任。 秋季开学不几天，白玉中学语文教员黄月生就遇到了一件尴尬事：初二·一班女生唐梅花的父亲找到学校，确切地说找到黄月生，问黄月生为啥给唐梅花取诨名？班上那么多学生，黄月生为啥只给唐梅花取诨名？有了诨名，唐梅花以后咋块往人面上走？要是黄月生说不出原因，唐梅花的父亲当着黄月生的面黑着脸说就要把事情捅到校长那儿去。唐梅花的父亲把退路都留好了—要是校长给不出满意的答复并且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，他就要到镇上的法庭状告黄月生和白玉中学，说他们侮辱诽谤人格。 新学年开学，班上来了不少新生。面对这些陌生面孔，黄月生老师便叫新来的学生作简单地自我介绍。唐梅花也是新来的，在初二·一班就读。她皮肤白皙，身材娇小，清澈的眸子亮汪汪的，水晶般透明，脸颊上两个浅浅的酒窝盛满少女羞赧而健康的红晕，文静清秀，过目难忘。唐梅花自我介绍时，黄月生看着她，怦然心动：多么美丽纯朴的少女！唐梅花给黄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唐梅花自我介绍完，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，是唐月生带头鼓掌的。这掌声一是表示欢迎新同学，二是表示对唐梅花自我介绍的认可。掌声结束后，黄月生口里喃喃地念道：“唐梅花！唐梅花！这名字太俗气，我给你取个新名吧。”说完，转身在黑板上用粉笔龙飞凤舞地写下“罗敷”两个大字。教室里一派哗然，学生们小声地念“罗—”，无人认得“敷”字，都议论纷纷。黄月生指着“敷”字对同学们大声说：“不认识这个字吧，不认识就查字典。”一些同学便埋头在书柜里找字典，一时，教室里便出现了翻字典的‘沙沙’声。有翻《新华字典》的，有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。一个手快的学生大声说：“找到了，念‘fū’。”黄月生高兴地说：“对，念‘fū’。”一个学生问：“黄老师，‘罗敷’是啥意思？”黄月生得意地说：“是人名。” 下了课，一些男生便把唐梅花同学叫“罗敷”。唐梅花听同学们叫她“罗敷”，有些莫名其妙，但又众口难辩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姓唐，我叫唐梅花。我不姓罗，我不是‘罗敷’。”一个调皮的男生说：“老师都叫你‘罗敷’呢！这是老师给你取的名儿。”唐梅花又气又恼又羞愧，脸上的红晕更深透了，眼角泛出泪花，委屈得差点哭了。 “罗敷、罗敷”的叫唤声在唐梅花耳边挥之不去，连晚上做梦，她都听见有同学叫“罗敷”。这可恶的“罗敷”、讨厌的“罗敷”，这幽魂不散、死皮赖脸的“罗敷”令唐梅花苦恼不堪，也不明就里。“我姓唐，老师咋改姓让我姓‘罗’呢？”唐梅花百思不得其解。 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，唐梅花把这事给父亲说了。唐梅花的父亲—一个目不识丁、不交提留不交农业税人称“滚刀皮”的农民，听后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他想了一会儿对唐梅花说：“梅女子，就让他们叫吧！反正名字也叫不折。”话一出口，又觉得没那个道理，我明明姓唐，凭啥子当个教书匠就可以乱改我亲生女子的姓名？就是改姓名也得问问我、征求征求我的意见呀。唐梅花的父亲这么一想，头脑里豁然亮开了：老师给学娃儿取诨名，这要不得。哪有老师给学生取诨名的事？这是不是违法呢？唐梅花的父亲凡事都喜欢往“违不违法”上靠。前些年，他耍赖抗交提留、农业税，镇上的干部就说拒交皇粮皇款是违法的，尽管他在“违法”，但因为他是村里著名的“滚刀皮”，最终“法”没把他咋样。他到在镇上的法庭去咨询，问老师给学生取诨名、乱改学生姓名违不违法。镇法庭他有个亲戚，法庭里的人都认得他。法庭里的人说，取名若带有侮辱性的字眼，那就是不尊重人，就是侮辱人格，还说老师与学生人格是平等的。唐梅花的父亲没听完，拔腿就走，到了家，对唐梅花说：“明天到学校找你老师去！” 黄月生做梦都没料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事。 他正给初二·一班学生上课时，唐梅花的父亲来了。唐梅花的父亲披着衣服，靸着鞋，嘴里叼着一锅叶子烟站在教室门口，他一边吐烟圈一边对教室里的学生问：“哪个是黄月生？”口气大得很。黄月生一看唐梅花的父亲站在教室门口东张西望，就心生反感，觉得这个农民太没礼貌、太缺乏常识了—找人嘛下课再说嘛，现在是上课时间啊，便前去关门。不等自己动手，那个农民却先声夺人了，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。“我就是。”黄月生停了课，来到门边，两人一问一答，于是出现了小说开头的场景。教室里很快就闹腾起来，学生们无知，幸灾乐祸，跟着瞎起哄。黄月生疾步走上讲台，大声嚷道：“闹啥子？闹啥子？”教室里一下又安静了。黄月生走到门边对唐梅花的父亲解释，他有些哭笑不得，想说又不知如何说，他搓着手，手上的粉笔灰便往下掉，腾起一股小小的粉尘，在空气中扑腾。“哦，老乡。”黄月生笑容可掬，觉得这么称呼眼前这个不善的农民不妥，立刻又改口道，“唐梅花同学的家长，是这么一回事。”“我与你无冤无仇，咋把姓都给我女子改了？你说说是啥意思？”唐梅花的父亲固执而倔强。“不是改姓。这个你不懂。”黄月生说。“你们这些教书的，自认为喝了点墨水水，就欺负我们这些农民。我是不懂，所以才来问个究竟。”唐梅花的父亲咄咄逼人，句句话都带刺。“‘罗敷’是个人名，汉朝的。”黄月生进一步解释。“‘汉朝’是啥子？”唐梅花的父亲不解。“‘汉朝’是我国的一个朝代。”黄月生说。“这跟我女子有啥关系？”唐梅花的父亲有些不耐烦了。“这么说吧！”黄月生想把这个变得有些复杂起来的事情说清楚一点，好让眼前这个农民一下就听明白，“‘罗敷’是汉朝的一个美女，是汉朝诗文中美女的代称。你女儿长得漂亮、体面，她的名字又太俗气，我就想到‘罗敷’这个名字，叫她‘罗敷’。”黄月生想把这件事尽量说透彻些，但觉得面对的是一个农民又没必要。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眼下，他正遇到了“兵”。唐梅花的父亲听到这里， 有几分明白了。就在这几分明白中，他总觉得有些邪乎、有些“那个”，他恼怒地说：“你教个球书，去当流氓吧！你个大流氓老师！”黄月生一听骂他“流氓”，急了，问：“我咋个流氓了？”“你整天想女人体面、漂亮，整脑壳装的尽是见不得天的东西，你不流氓哪个流氓？”唐梅花的父亲怒气冲冲地说。教室里又哄闹起来。黄月生知道遇到对手了，麻烦事也来了。他赔着笑脸说：“唐梅花同学的家长，有事好说，下了课，到我寝室里，我们慢慢谈，好不好？”“好个球！老子要告你！老子要找你们校长，说白玉中学有流氓老师。”唐梅花的父亲出言不逊，大声武气地说完便离开教室，说要去找校长评理。 唐梅花的父亲还真去找了校长。校长是如何给唐梅花的父亲解释这件事的，黄月生一点不知晓。因为在处理这件事时，校长并没有找黄月生交换什么意见。教职工会上，也没说起这件事，唐梅花的父亲也未到镇法庭状告学校、状告黄月生，事情不了了之。看来，这顶多就是一场闹剧。 说出去了的话被风吹走后就收不回来了。唐梅花的诨名“罗敷”继续在学校局部范围内流传，既然在流传，就只能由它不胫而走，班上的同学私下里依然叫唐梅花“罗敷”就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唐梅花摆脱不了这样的烦恼，她无可奈何，听之任之。这样的烦恼随着时间的延续，像一条无形的尾巴拖在她身后，陪她进入了不安、多愁善感的青春期。 到了初三，唐梅花及全班同学正面认识了“罗敷”—语文课本中收录了《乐府诗集》中的《陌上桑》，《陌上桑》的主人公就是美女罗敷。按教学计划，《陌上桑》两堂课便可讲完，黄月生却用一周时间讲《陌上桑》。他先是用普通话声情并茂地朗诵《陌上桑》，然后才逐字逐句讲；每堂课只讲几句，余下的留给下一堂课讲。他要求同学们背诵《陌上桑》，个个过关，他亲自抽查，严格把关。他第一个抽查的就是唐梅花。好在唐梅花一字不漏、完完整整地背出了《陌上桑》。他要求同学们集体朗读《陌上桑》，一遍、二遍、三遍……教室里便传出朗朗的读书声— 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。 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 罗敷喜蚕桑，采桑城南隅。 青丝为笼系，桂枝为笼钩。 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 缃绮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。 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 少年见罗敷，脱帽著帩头。 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 来归相怒怨，但坐观罗敷…… 学了《陌上桑》，没人把唐梅花叫“罗敷”了。 黄月生戴副眼镜，为人谦和，气质斯文，是白玉中学青年骨干教师、初中语文教研组组长。读大学时，他就是学校的名人：在学校的支持下，他创办文学社，任校报《映山红》主编，课余写了一部长篇小说，手稿装了一木箱；他利用校报主编的职权，向各班女生约稿，先是约稿，后来谈恋爱；他爱抽烟，口头禅是“要得文才深，只有烟烟熏”。一次在寝室里抽“倒床烟”，烟蒂没灭净，火星落到下铺，烧了别人的被子，差点引起火灾。事情被学校通报，罚款100元，责令其赔偿别人的被子。他喜欢音乐，私下里学着谱曲、作词，写了十多首流行歌曲，有几首还在班上流传。大学毕业，他被分配到白玉中学教书。白玉中学在他的老家。几乎就在同一时候，他也结了婚，妻子是大学的同班同学。与那些毕业数年才结婚的同学相比，他俩结婚是早了一点，同学们见到他俩免不了就要骂他两口子是“早苞谷”，说他俩懂事懂得早。 我认识黄月生是教育局办公室孟主任牵的线搭的桥。黄月生与孟主任是读大学时的同班同学。当时，孟主任是班长，拿官场的话说，孟是黄的领导。孟主任在教育局工作后，黄月生想改变一下生活环境，说白了，就是想调进城里工作，往老同学孟主任那儿腿脚自然就跑得勤快一些，两人的关系也就更亲密了。 一次黄月生进城，孟主任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有个朋友想认识我，晚上吃顿便饭，我欣然应允。晚上吃火锅。孟主任、孟主任的同学黄月生、我，三个人。孟主任在吃菜喝酒的间隙，向黄月生隆重介绍，说我是个作家，并吹嘘我写了好多好多文章。黄月生一听，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，说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，并提起读大学时写长篇小说的事情，说他的长篇小说手稿被一个同学借去看，丢失了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他说认识我相见恨晚，要拜我为师。几杯液体下肚，我酒酣耳热，沾沾自喜，不知姓什名谁，就好为人师了。吃饱喝醉，黄月生到收银台结了账，给我和孟主任买了香烟，我们出了火锅城，黄月生轻车熟路把我们带到一家歌厅K歌，继续喝酒；唱累了，又到一家洗脚城泡足……闹腾到凌晨二点多才散。 和黄月生认识后，隔一段时间他就要进城来拜访我。有时他一人，有时与他夫人，有时和他们学校的校长或副校长。来了，我们总要聚会，每次聚会，我都没走过“干路”，每一次我都喝得酩酊大醉。有一次，黄月生喝多了，他对我说：“周大哥，喝了酒酒我就想别人的婆娘。”他失态，乱说话了，我心里一惊。 孟主任在一旁说：“黄月生是个性情中人。” 黄月生在学校里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，说球事没个问候一下，我十分感动。偶尔，我也打电话问候他。他在电话里朗声大笑，看来他在学校里还混得不错，日子过得滋滋润润。我的判断没错，没过多久，传来佳音，他当上了白玉中学的教导主任。 自从认识我以后，黄月生进城偶尔也带着他的诗稿让我提点意见。有时，也通过电子邮件，把诗稿发在我的邮箱里，说是要我指点指点。老实说，黄月生的诗写得不错。我说的不错是说他的功底好、语言好、对生活很敏感，这一切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把他的诗筛选了一下，建议他投寄给一些诗歌杂志。他照着办了，北京的《诗刊》先后就给他发了两次作品，第一次发了组诗，配发了照片，在一个栏目里隆重推出；第二次发了一首。诗歌发表了，因为是我给他筛选的，黄月生对我更加佩服、信任，啥事都喜欢对我说，我也觉得他热情开朗，年轻有为，是个有出息的人，内心也欣赏他。 当了教导主任后，有时我打电话，问他最近又写些啥？他在电话里大声说：“周大哥，忙得很哟，没时间写啰！”我明白他的苦衷，公务忙，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，开导他说工作要紧，写诗只是个人爱好，有时间有雅兴就写，不能勉强，更不能走火入魔，荒废了事业。 汶川地震后，黄月生在城里买了房，星期五就从白玉中学回到城里的家中度周末，这样，几乎每周我们都要聚一次了。后来，几经周折，他终于调进了城，改了行，在一个部门工作，具体是从事信息汇总。因为他刚去，还没有一官半职，场面上，我和孟主任叫他“黄主任”，私下里叫他“黄信息”。 有事无事，我们三人都喜欢到茶楼里喝茶聊天。茶喝了，该聊的聊完了，有时免不了枯坐，黄月生便建议“斗地主”。我玩不来这种赌博游戏，黄月生和孟主任都说教我，玩几盘就会了。无聊加好奇，我便跟他俩学习“斗地主”。玩第一盘我就输了，他俩落井下石，不怀好意地窃笑，我总觉得其中有诈，但又找不出破绽。拿牌时，我暗中细细观察，终于看出了问题：我拿牌时，他俩偷偷在一边换牌、偷牌。我发现后，便不与他俩“斗地主”，换成玩“K十五”。玩这种扑克游戏我还在行，这下，他俩就钻不成空子了。但三个人玩这种游戏智力成分比较低，玩起来终是不过瘾，我建议“打甩二”。“打甩二”就是“打对家”，四个人配合。差一个人，我便给报社的程记者打电话，让他来参与。以后，我们在一起，喝茶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目的就是“打甩二”。我与程记者，黄月生和孟主任联手结成对家，约定俗成。“打甩二”也玩输赢，输赢多少，看玩的人如何立规矩。“光头”或“敬供”也可以往钱上靠。我和程记者建议，我们是玩耍，不搞赌博，重在形式与参与，不用钱作赌注。玩扑克，若不拿钱作赌注，某种意义上也就失去了游戏的意义，也就没有吸引力，不刺激人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用传统的办法来增加大家的凝聚力和游戏的信心，即打了“光头”就钻桌子或烧胡子，以示惩罚。“光头”就是没捡一分。玩“打甩二”这种扑克游戏，扑克中的5、10、K都是分，没捡到分要么是“光头”，要么分捡多了就是“倒光”。这既碰运气，看牌好不好，也考验人的智力，看你出牌恰不恰当。所谓“该出手时便出手”、“过了这一村就没那个店”是也。“钻桌子”就是被“对家”打了“光头”，当着“对家”的面，有时旁边还有看热闹“抱膀子”的闲人，伏在地上，手脚并用，从牌桌下钻过，别人一看你在钻桌子，心知肚明，就知道你打“光头”了，除了笑声，还是笑声。“烧胡子”这种惩罚要苛刻一些，类似受刑，即事先准备些纸条，“对家”打了“光头”，便用茶水把纸条粘在打了“光头”的人的嘴唇与下巴上，稳妥后，用打火机点烧纸条，纸条便燃烧起来，直到自行熄灭。看官，这种玩法纯属是恶作剧，纯粹是在模仿行刑，一般人承受不了。试想，纸条燃烧起来，脸上是啥感觉？脸上的胡须不是烧得一干二净吗？脸被火苗舔着，不是钻心地疼吗？所以一般都不这么玩。但也有寻求刺激的，要求这么玩。为了避免火烧火燎，所以牌就玩得分外小心、认真、逗硬，为的就是不“烧胡子”。 黄月生、孟主任、程记者、我，一般情况下“打甩二”，四人事先约定，谁“光头”谁就钻桌子，一般不做“烧胡子”那种惨无人道的事。 凡游戏都能让人上瘾，带有赌博色彩的游戏就更令人上瘾。想来众所周知。隔几天不“打甩二”，我们心里便痒痒的，于是四人互相一邀约，又凑到一块儿。为了玩过瘾，有一次，我们在一家茶楼开了一个雅间，从早上玩到晚上，午饭与晚饭就叫茶楼服务员到快餐店给我们买来盒饭吃。十几个小时坐在那儿没有走动，腰酸背痛，头晕脑胀，如大病一般。我说：“今天我们把一个月的牌都打完了。要玩就玩够。今天玩够了，这个月就不玩了。”我们之所以选择在茶楼的雅间“打甩二”，目的是打了“光头”钻桌子时，别人看不见。还有就是自卑。如今哪个玩扑克还在“清玩”？哪个没有赌钱？夸张一点说，恐怕天下也就只有我们四人这么“清玩”。既然“清玩”，被人嘲笑是免不了的。再不我们四人还要被人误解成是四个神仙。所以为了面子，我们在雅间玩，或者说悄悄玩，自得其乐。 四人玩了一段时间的“打甩二”，孟主任不来了。孟主任发生婚变，把闲暇时光用在耍女朋友上去了。孟主任不来，就拆了我们的台。实话说，我掂量来掂量去，在这个城里所认识的人中，如今是无人陪你“清玩”的，最后，我们把开影楼的母经理找来，要求他加入我们“清玩”的行列。母经理奉行独身主义，四十多岁了，还孤身一人。他每天生活在花丛中，是不是处男，全城人民都怀疑；他失没失身，就只有良心知道。母经理高兴地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表扬我们说：“这种玩法就是高雅。在物欲横流的年代，你们这么玩，难得难得！” 母经理加入后，我们“打甩二”又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后来，每当通知他“打甩二”时，母经理便借故称忙，说在陪客户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他不来，少一个人就凑不起场合，“打甩二”的事便逐渐少起来。为了持续下去，程记者把他的朋友苏三哥又介绍过来，我们四人又重振旗鼓坚持玩了一段时间。这时，我发现黄月生明显地开始对“打甩二”厌烦起来，之所以还来玩，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。我也明白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长期玩这种游戏，单调、枯燥、乏味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黄月生调进城工作后，他老婆暂时还在白玉中学教书。为了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，黄月生的老婆让黄月生把儿子也带到城里念书，并由他照料。有时“打甩二”，通知黄月生时，他便扯故说没空，要照顾儿子，不是辅导作业就是给儿子煮晚饭再者就是去学校接儿子回家。他如此伟大的理由使我们十分惭愧的同时也漏洞百出：他儿子住校，用得着他煮晚饭吗？学校与他家一街之隔，用得着天天接儿子回家吗？偶尔，他又主动与我们联系“打甩二”，我们心里很是不安，觉得他既要承担当父亲的责任又要尽到母亲的义务， 还要对得起朋友，简直是几难。“打甩二”只要他能来，我们就感激不尽。 黄月生一上牌桌，开头几盘还玩得十分认真，玩几盘后，我发现他就不在状态了。这种不在状态的起因时常与他的手机有关。“打甩二”的时间我们一般都选在晚上，白天各自都要上班，没人有闲心玩这种游戏，也只有晚上玩几盘，驱逐驱逐白天繁重的工作给身心带来的疲惫。黄月生上桌子，半个小时后，手机就要响。因为离得近，我们大致还听得清楚手机里说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一接女人的电话，黄月生打牌就心不在焉了，简直可以说是乱了方寸。我们责怪他重色轻友，他说是他老婆在“查岗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手机又响起，仍是女人的声音。他在手机里连连讨好：“快了快了，马上完。”这一干扰，谁也没雅兴玩了，只好散伙。 以后只要“打甩二”，只要黄月生在场，我们都要对他说：“你最好把手机关了，你的电话最多。”“你晚上都要‘上班’，不愧是‘黄信息’。”面对我们的冷嘲热讽，黄月生有苦难诉、有苦难言似的，但又并不觉得委屈，一任我们奚落。这时，他的手机又响了，里面还是女人的声音。他小心甚至有点讨好地接着电话，唯唯诺诺，如同在听领导安排工作。他接听手机时，便起身离开桌子，企图避开我们。我们对他说：“少打色情电话。” 黄月生对“打甩二”的热情骤减及其态度一并影响了我们的情绪。何况再好玩的游戏时间一长，玩久了，都令人产生乏味甚至没多少意思的感觉。到了后来，大家似乎都是勉强凑场合，玩得无精打采，纯属应付。牌桌上，黄月生人在曹营心在汉、心猿意马的状态，常常迫使我们早早地鸣金收兵，迫使我们说“算球了，不打了”，不欢而散。 我们“打甩二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不“打甩二”，不写诗了，黄月生与我接触的时间也越来越少，十天半月打一次电话成了常事。就是打电话，也是我主动打。我打电话问他一天忙啥，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忙信息收集，要把各县区下属部门的信息汇总办成简报，还要忙办公室的事，写经验交流材料，写总结，忙得饭都顾不上吃、胯裆都跑破……他虽在诉苦，但语气中不乏乐观，看来他不是在真正埋怨工作。末了，他说，哪天我们在一起耍。耍什么他没说明。这“哪一天”是个模糊说法，也成了他说话结尾的格式，“哪一天”鬼晓得是哪一天？ 黄月生也学会了玩虚的。 一天夜里，我正要睡觉，黄月生突然打来电话。 “这么晚了，有啥紧要事？”我问。 “周大哥，遭了，我遇到大麻烦了。”黄月生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。 “莫急，慢慢说。”我安慰他。 “有人捉奸把我逮住了，要杀我。”黄月生恐慌而沮丧地说。 “……”惊愕中，我说不出话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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